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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汪曾祺:全集一出,“活鱼”一条

                      作者:左盛丹

                汪曾祺:全集一出,“活鱼”一条

                汪曾祺《羊舍一夕》手稿

                □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

                “不要理我们,你们慢慢开花,我们等!”——在出版瞬息万变、从成稿到成书几乎能以天数计的今日,让读者这样甘心等待的书籍,是哪一部?

                在好书林立、几乎每月都推出名家大家作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,因发动全国的专业力量精编精校八年而迟迟未成书,在他们的官方微信、微博平台上被读者留言,催促了数万次的作品集,又是哪一部呢?

                在刚刚过去的一月份,不论是急切还是耐心的读者,都等来了结果——经过八年编辑,《汪曾祺全集》首发,该全集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、题跋等日常文书,共分12卷:小说3卷,散文3卷,戏剧2卷,谈艺2卷,诗歌及杂著1卷,书信1卷,并附年表,共计400多万字。

                壹 把自己比作“一条活鱼”

                这部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、著名文学评论家孙郁称为“《鲁迅全集》之后最有分量的”作品全集,从印厂直接拉去首发现场的第一批80套样书,就算单体重量超过10公斤,仍是“秒空”。

               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、学者杨早是最早的拥有者之一,这并非只因为工作或兴趣,而是有更深的渊源——第11卷《诗歌、杂著卷》中,收入汪曾祺赠杨早的祖父(杨汝纶,汪曾祺表弟)与父亲(杨鼎川,当代文学研究学者)的诗;是卷“附录”中,还有杨父1994年对汪曾祺作的访谈《关于汪曾祺40年代创作的对话》。

                杨早当年听过访谈的原始录音,印象最深的是汪曾祺把自己比作“一条活鱼”,“你们(指研究者)别把我切成几段喽”。一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家呈现给读者和文学史的面貌,要“全”,要“活”,最重要的莫过于出版一套“靠谱的全集”。

                说“全”容易,行之何难!在新书发布会上出现了这样一幕,汪曾祺先生的儿子汪朗,用一贯的“汪氏幽默”,为父亲的“不像话”向编辑们道歉。他说:“为什么说我们家老头太不像话了呢?他一辈子写的东西都在这,随写随扔,我们家没有给他整理得比较完备,而他自己‘吹牛’说自己将来能进文学史的,但对自己的东西又不是很在意,所以这给这套全集的编撰增加了很大的难度。老头如果生前认真一点,可能这个全集编起来能够更顺利一点。”

                贰 颠覆学界“汪曾祺大器晚成”的刻板印象

                汪朗说:“编辑者们什么犄角旮旯的东西都划拉出来,而且加以严格地考据、修订,这是我们家里人做不到的。”实际上,早在1998年,也即汪曾祺去世后的一年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版过一套8卷本《汪曾祺全集》,但因为时间匆促而错漏不少,有大量佚文未被收入。

                而此次出版的《汪曾祺全集》与北师大版相比,新收的小说就有28篇,其中25篇创作于民国时期;散文卷、谈艺卷新收文章合计100多篇;书信卷增加了238封;还有剧作7部。诗歌卷收录汪曾祺诗歌257首,其中40余首从未见于汪曾祺作品集。从文类看,不仅收入汪曾祺创作的文学作品,也收入了他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;不仅收入迄今发现的全部书信,还收入了书封小传、题词、书画题跋、图书广告、思想汇报等日常文书。

                杨早认为,《全集》编辑过程的拉长,未尝不是一桩好事。这些年间,汪曾祺大量佚作被从报刊中钩沉出来,其中民国时期发表的小说就有25篇,完全颠覆了学界“汪曾祺大器晚成”的刻板印象,汪曾祺的文学形象也从略显尴尬的“80年代新秀老作家”,变为打通民国与共和国两个时段文学的双重参与者。而新收的散文、评论、剧作,当然更加丰富了一位作家的疆域。至于《全集》增加的大量诗歌、书信,甚至书封小传、题词、书画题跋、图书广告、思想汇报等日常文书,汇聚一处,才让汪曾祺配得上“一条活鱼”。

                叁 编辑过程细密,校勘严格

                2016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将编辑中的“全集”小说卷先汇成《汪曾祺小说全编》出版,责任编辑郭娟老师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,曾以“兴奋、乐坏了”来形容编辑团队发现汪曾祺佚作时的情态。她说,这次出版全集,小说部分又在“小说全编”的基础上再加入了一篇《白松糖浆》,但这不算佚作,而是经过大家讨论从“散文卷”调拨过来的,并且采用了汪曾祺的女儿汪朝从北大图书馆找到的最佳底本,补足了原有版本的缺字、错字。

                从中也足可以看出整个编辑过程的细密。郭娟说,全集中收入的文学作品都尽量以最初发表的报刊版本为底本(少量未发表作品以手稿、油印本为底本),以作者生前自己或他人编订出版的、比较优良的作品集或手稿作为参照校本,进行校勘,改正文字的错、漏、衍、倒置及标点错误。

                李建新是全集小说卷(部分)与书信卷的分卷主编之一,有一个细节记得很清楚:在小说部分交稿以后,他比照《侯银匠》一篇的手稿,又改出一个困扰多年的错字,立刻开心地写邮件告知郭娟——“老大爱吃硬饭,老二爱吃软饭,公公婆婆爱吃焖饭”,历来市面上各种版本都是“吃焖饭”;后来通过扫描原稿放大了看,发现“焖”字实应为“烂”字。“汪先生手稿常是繁简夹杂,此处应该是繁体的‘爛’,右边的‘门’字给简化了。而且从上下文看,‘硬’、‘软’描述的都是米饭的软硬程度,‘烂’比‘软’更甚一层;如果是‘焖’,忽然变作煮饭的方式,逻辑上也不对。”

                季红真谈汪曾祺:

                (季红真研读汪曾祺作品四十余年,现为《汪曾祺全集》主编、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、文学评论家)

                汪曾祺是语言的大师,而且适应了现代文化转型,成功地自然过渡古汉语与现代书面语、民间口语和方言行话等,诗文传统与白话传统浑然一体,又根据题材而富于变化,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发展了汉语的表现力。

                汪曾祺的作品看似平淡,但研究起来很有意思,比如说《受戒》实际上是一篇游记性质的小说,不期而遇的邂逅中要从释名开始,其中就包括了文化史的丰富内容。《大淖(nào)记事》是笔记体小说,但它是一个隐含着民族志的微型方志,所以要从命名开始,和鲁迅《阿Q正传》的叙事起始一样;但他命名的过程比鲁迅漫长,经历了半生的寻找。鲁迅找不到固定语义的汉字,只好用拉丁字母的语音标注,汪曾祺找到了相宜的汉字,而且是在反复比较之后的情感选择。这其中呈现的是“五四”一代与上世纪40年代知识者知识谱系的差异,是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演进之后两代人的对话,而且是在继承中矫正式的对话。

                汪曾祺的写作实际做了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疏浚工作,回到古老的源头,使小说从庙堂回到民间,让小说的民间性、世俗性和边缘性得到充分的美的表达,同时又以儒家诗教为本,兼容佛老,让古汉语和现代汉语、书面语和口语自然地过渡,白话传统和诗文传统交汇。这跟他在西南联大的学业有关,他的师友里既有古文字学家、音韵学家,也有英语翻译家,更有沈从文这样的新体文专家和昆曲名票等。

                他长期在剧团工作,能够在民间语言和官方语言之间发现一条自然衔接的通道,这也是他非常了不起的地方。文学的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,如果对语言没有自觉,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家。汪曾祺对自己的母语有高度的感悟,写过多篇谈汉语特征的文章在国内外讲演,写作是这种感悟的创造性体现,将继承和创新高度融合。汪先生的作品看起来平淡,其实文化含量非常之大。我说他是空前绝后,真是不为过,因为在大的历史转型之后,他所经历的那种民间生活已经不复存在,已经在文化史上中断了。

                汪曾祺(1920—1997)

                江苏高邮人,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。他从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,其创作生涯历经半个世纪,跨越两个时代。他前承五四新文化传统、师从沈从文,后启寻根文学回归民族传统的思潮。汪曾祺的创作,小说、散文、戏剧、文论、新旧体诗等诸体兼备,皆取得很高艺术成就,堪称文体家;又兼及书画,多有题跋,以博雅名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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